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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點：“媒體審判”的思想根源
作者：佚名 日期：2001-5-22 字體：[大] [中] [小]
隨著張君案的公審，一個原本陌生的詞匯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，那就是“媒體審判”，并且在多數情況下，人們談到它時總是持否定態度。
所謂“媒體審判”，筆者總結一些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說法，就是在法院作出判決前，新聞媒體對案件進行大量報道，使得公眾對案件的關注度超乎尋常的熱烈，并因此對案件形成相對穩定的看法。受這種看法的影響甚至壓力，審判機關在對案件進行裁量的時候，就不能保持公正和客觀的態度。說白了，就是新聞媒體的報道和炒作已經左右了法院的意見，讓案件在審判以前“不審自定”。筆者承認存在這樣的現象，從維護司法獨立性的要求看，“媒體審判”確實是一種值得關注的不良現象。但是，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個現象呢？我看是思想認識因素，尤其是法官的思想認識因素使然。
按照法官們的邏輯，傳媒對某個案件的關注，使公眾格外關注，法官因此承擔了額外的壓力，并通常表現為裁量案件時不得不考慮公眾意見和態度。構成這個邏輯的，一頭是媒體的宣傳關注以及由此產生的公眾態度，另一頭是法官的斷案態度。法官害怕自己的裁量與公眾態度差距太大，因此對“媒體審判”產生不滿。
在法治社會，司法是保障社會公平的最后關口。這種“最后性”決定了法官處于防止和消除社會不公的屏障性地位。怎么維護“屏障性地位”呢？除了制度的保障，法官個人素質同樣至關重要。按照現代法學家們的認識，法官的素質，從某種程度真正決定了社會公正的狀況。因為，雖然一部好的法律可以對社會造成約束之勢，但社會生活是多變的，法律的呆板性和滯后性決定了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，這樣既體現了法官的水平和素質，更為社會提供了一部“活法”。很難想象，在當今高度發展變化的社會里，一個低素質的法官會是多么的可怕。
然而，制止“媒體審判”的呼吁，恰好體現了法官對自己把握案件事實、正確適用法律能力的不自信。而一個不自信的人，能指望他會行使好最重要的審判權么？從這點看，批判“媒體審判”，就是將法官的能力低下掩蓋于“媒體審判”之中。
現實中，我們通常看到“民憤極大”的司法用語，某人因為“民憤極大”，就會受到更為嚴厲的處罰，這是公開的事實。“民憤極大”和處罰加重的必然性邏輯聯系，恰恰就是法官裁量案件時不能依照事實和法律，轉而依照民憤來裁量的鮮活體現，這和“媒體審判”實屬本質相同。
當然，“媒體審判”還可能牽涉到一種情況，那就是媒體在報道了某個案件的情況后，會受到某些高居廟堂者的關注和批示，從而使法官不得不按照領導意志辦事。不過，剔除人治的因素不說，“惟上”的現象不也正好體現了法官不敢獨立斷案的錯誤嗎？
媒體宣傳牽涉到現代社會重要的權利之一———公眾的知情權，特別是當一個事件與公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時候，知情權尤為重要，知情權的保障任務主要由各類新聞媒體來承擔。對“媒體審判”的批判，其實也表現了公眾知情權與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沖突。從表面上看，這種沖突很難解決。但事實上，它們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不可調和。調和的關鍵，在于提高法官的素質和能力。
進一步講，媒體宣傳其實就是公眾表達自由的形式，對媒體宣傳的否定和批判，實際上等于否定公眾的表達自由。這樣的方式，代價太大了，也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民主法治的要求。（陳杰人）